淺析《古史辨》對中國史學近代化的影響論文

《古史辨》是以疑古思想為核心而編著的考辨我國古代史料真偽的論文總集。從 1926 到 1941 年，《古史辨》共出版七大冊，其中，第一、二、三、五冊由顧頡剛主編，第四、六冊由羅根澤編輯，第七冊由呂思勉、童書業合編，該書包羅了三百五十篇文章，三百二十五萬餘言，規模蔚為壯觀。《古史辨》採取討論文集的編纂形式，涵蓋了民國史學界眾多史家的觀點，學術爭鳴較多，因此，學術界多將《古史辨》定性為“古史討論集”、“古史材料集”，認為《古史辨》是一部工具書, 如“ 需要指出的一點是，《古史辨》是一部資料書”。即使《古史辨》的主編顧頡剛本人也將《古史辨》看做材料集，他説，《古史辨》是“很好的思想史的材料，又是很好的史學方法論的材料”，“我的編輯《古史辨》的動機，並不是想把它當做自己的著作，乃是要把它做成中華民國學術史上的一部分的‘史料彙編’”。如果將眼光放得更開闊一些，將《古史辨》放在中國史學近代化的發展道路上來分析，就會對它的價值有更深入的理解和認識。《古史辨》出版發行的十五年，正是中國近代史學逐步走向成熟的時期，《古史辨》的價值遠遠超過“史料集”，不但該書的疑古辨偽精神與新文化運動相契合，而且，它對史學方法的創新以及良好學術氛圍的營造都推動了史學近代化的長遠發展。

一、《古史辨》與新文化運動

1915 年，新文化運動擎起“民主”和“科學”的大旗，號召“重新估定一切價值”，表現在史學界，主要指解放思想，批判傳統史學，《古史辨》正是這一思想指導下的產物，它的出現，與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密切相關。作為反封建史學的“主將”，《古史辨》針對中國傳統史學的弊病，通過批判地審查傳統史學的載體——儒經古籍，來考辨古史記載的真偽，試圖打破“層累地造成”的偽古史系統，這不是對傳統史學的簡單否定，而是對傳統史學內容、思想及方法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過程。

新文化運動與《古史辨》的創刊、發展是相互促進的。一方面，新文化運動為顧頡剛編寫《古史辨》提供了機遇，1926 年首次結集的《古史辨》第一冊中，顧頡剛以六萬餘字的長序述志，回顧了他組織編寫《古史辨》的心路歷程，他提到新文化運動對《古史辨》的'影響，“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學來，或是孑民先生等不為學術界開風氣，我的腦髓中雖已播下了辯論古史的種子，但這冊書(《古史辨》第一冊)是決不會有的”。1913 至 1927年，顧頡剛在北京大學求學、工作，這一時期，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醖釀、高漲的時期，北京大學“兼容幷包、思想自由”的氛圍為他實現學術抱負提供了良好的平台，顧頡剛深受鼓舞。1926 年，由他主編的《古史辨》第一冊出版，這是他在學術研究道路上質的飛躍。另一方面，顧頡剛敢於打破舊思想、提倡疑古辨偽的勇氣也使《古史辨》在民國史學界名聲大噪。新文化運動後的史學領域，出現了新的發展趨勢，隨着西方科學的治史方法在中國的傳播，進化史觀、唯物史觀等史學理論也逐漸為史學界接受，《古史辨》第一冊吸納了新的治史觀念，大膽地對中國古史系統提出質疑，“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理論是該書最引人注目的內容，這種科學的疑古辨偽精神推動着近代新史學的健康發展。

二、《古史辨》與史學方法的創新

近代史學的逐步成熟是內外合力共同作用的結果，如果説新文化運動對中國近代史學轉型起到了強烈的外部推進作用，那麼，近代史學的真正成熟還需要從理論、觀點與方法等諸多史學的內部因素中產生，這才是最根本的轉型。《古史辨》是一部龐大而複雜的著作，但從研究理路上分析，《古史辨》的創新之處突出表現在科學研究方法的運用。

1、以古史為中心的跨學科方法

《古史辨》內容涉及領域廣博，“ 在《古史辨》中, 體現出顧頡剛一生治學成就主要在四個方面，即 : 考辨古書 ( 辨偽 )，考辨古史 ( 疑古 )，考辨歷史地理 (《禹貢》學研究 )，以及作為考辨古史的輔助和佐證而進行的民俗學研究 ( 民間故事、歌謠、神道、會社、風俗等 )。”從學科內容上看，《古史辨》的討論中心仍在古史研究，但又遠遠超出了史學的範疇，涉及經學、文學、民俗學、考古學、哲學、文獻學、文字學等學科，內容上，有對《周易》、《詩經》等經書的考辨，有對儒、墨、道、法諸子的研究，還有對夏以前古史傳説、“陰陽五行説”的起源、古代政治及古帝王系統的考辨和研究。《古史辨》用近代學術意義上的跨學科綜合研究方法，在研究古史時，有意識地借鑑文學、地理學、民俗學、目錄學等研究方法和成果，得出了許多新見解和新認識，這種研究視角帶有明顯的近代學術特徵，推動着近代史學逐步走向成熟。

2、歷史演進的方法

歷史演進的方法是以胡適、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派在《古史辨》中的方法，強調用“故事的眼光”研究歷史，既然傳説、故事的來歷和演變有許多層次，那麼，在古史領域，同一本書、同一件事情在不同時代的不同材料中也各有異同，歷史研究法就是將它們的發展軌跡作一個整體的梳理，包括梳理古書古史在不同時代的版本、這些版本的時代背景等，再用分析、比較、歸納、演繹的現代方法去看它們在歷史中的變化，最終目的是去偽存真，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

3、《古史辨》與史學發展良性氛圍的營造

“譽滿天下，謗亦隨之”，1923 年，顧頡剛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理論後，各種評論便接踵而來，有讚譽，有質疑，甚至嘲諷。《古史辨》七大冊採取討論文集的編纂形式，在收錄有關“疑古”文章的同時，也容納其他學者對於古史或與古史有關的種種見解，其中包括反對“疑古”的學説，這也是《古史辨》的特色所在。為此，顧頡剛解釋説，自己之所以這樣做，是“實在想改變學術界的不動思想和‘暖暖姝姝於一先生之説’的舊習慣，另造成一個討論學術的風氣，造成學者們的容受商榷的度量，更造成學者們的自己感到煩悶而要求解決的慾望。”《古史辨》兼採異説，將眾人討論的文章和盤托出，既有志同道合者之間的討論，又收錄了反對疑古辨偽文章。《古史辨》第一冊收錄了顧頡剛與劉掞藜、胡菫人、柳詒徵關於“禹”的考辨而引發的討論;第二冊下編彙總的是時人對第一冊的評論，其中包括張蔭麟批評顧頡剛採用“默證法”的文章;《古史辨》第三冊下編，收錄了討論《易經》《詩經》的論文和書信，展現了 30 年代研究《易經》《詩經》的基本面貌;《古史辨》第四、六兩冊是考辨諸子的論文集，第四冊上、下編的首篇分別是胡適的《諸子不出於王官論》和《老子傳略》，內容圍繞着諸子學説產生的原因和對諸子的評論，這也是 20 世紀學術史上持久的老子年代之爭的側影;錢穆《劉向劉歆父子年譜》與顧頡剛的觀點不同，顧頡剛仍將其收入《古史辨》第五冊，還有錢穆的《評顧頡剛五德終始説下的政治和歷史》，顧頡剛也作了跋語迴應。第七冊是對古史傳説和三皇五帝的討論，是 40 年代關於中國古史系統的新探索。

三、結語

《古史辨》七巨冊中國史學界的文化遺產，1937 年，《古史辨》第 1 冊已印行 19 版，並被翻譯成英、日等文本，建國後，《古史辨》仍有重要影響，如美國華裔學者許倬雲所説：現代史學研究“幾乎無法避免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受到《古史辨》這部學術鉅著的影響”。在顧頡剛看來，《古史辨》是一個“系統工程”，還應該繼續做下去，“古史辨——繼續由我或請他人編纂，希望在我世中能出至二十冊”。 1943 年 3 月 7 日，顧頡剛在日記中寫下了編輯《古史辨》第八至十八冊的計劃：“第八冊——古地理第九冊——春秋三傳、國語第十冊三禮、制度第十一冊民間傳説，第十二冊尚書，第十三冊諸子，第十四冊天文、曆法，第十五冊研究古史之方法論，第十六冊禹及他種文化，第十七冊，竹書紀年、史記等，第十八冊古器物”。1950 年，顧頡剛在《我的治學計劃》中提到，“古史問題是討論不完的，《古史辨》希望在我死後還繼續出下去。至於我自己，離開成功還遠得很，總要做到晚年才可有些確實的貢獻。所以，現在只是提出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1952 年，顧頡剛強調建國後繼續編寫《古史辨》仍有必要，他指出，“《古史辨》的工作確是偏於破壞的，所要破壞的東西就是歷代皇帝、官僚、地主為了鞏固他們的反動政權而偽造或曲解的周代經典。這個反動政權是倒了，但他們在學術和歷史上的偶像還沒有倒，雖然將來批判接受總可去毒存粹，但批判接受的前提就是要作一回大整理，使得可以以周還周，以漢還漢，以唐還唐，以宋還宋，表現出極清楚的時代性，然後可以與社會的發展相配合，所以《古史辨》的工作還該完成。一方面，將來地下發掘工作一定大發達，也必須將古書整理了才容易把地下實物和書籍記載相印證，從兩重證據法上作確實的考定。”

《古史辨》不僅是一部史料討論文集，而且對中國史學近代化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徐旭生先生指出：“近三十餘年(大約自 1917 年蔡元培長北京大學時起至1949年全國解放時止)疑古學派幾乎籠罩了全中國的歷史界，可是它的大本營卻在《古史辨》及其周圍。”中國史學近代化是一個漫長曲折的過程，顧頡剛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就能以《古史辨》為我們開其端，其學術業績是不朽的，功勞是偉大的。由於時代的侷限，當時人們對唯物史觀的認識和運用還處於初級階段，所以顧頡剛在《古史辨》中出現一些失誤也是可以原諒的。《古史辨》集合眾多史學家相互辨析、批評，推動中國史學從以進化論為指導的研究模式，逐漸朝着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現代史學進步。中國近代史學也在這辯證的否定中，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由此看來，由顧頡剛發起的《古史辨》無論是在其成功還是在失誤方面，都成為中國歷史學繼續發展、更加科學化的基礎和契機。《古史辨》引領了一場關於中國古史問題的大論戰，可與先秦百家爭鳴相提並論，它從疑古辨偽入手，既推動着近代新史學的探索與發展，同時又是中國史學近代化的見證。因此， 我們可以説，《古史辨》對歷史學科學化的探索，開創了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