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岱孫勵志書籍：男神您為什麼不結婚

陳岱孫先生一輩子未婚，一直獨身生活。陳岱孫先生各方面條件這麼好，為什麼不結婚?

我們這一代幸運的是，還能見到大師的晚年，比如男神級教授陳岱孫先生，我1983年考入北大，陳先生1984年還是經濟系主任，所以我有幸見過住在燕南園55號的他。如今，雖然55號立著陳先生的雕像，但這裡成了李政道的家，外人不能隨意進了，而我上大學的時候，這裡完全是進出自由的。

我的學生們現在已不大知道陳岱孫先生，但看到他在網上的照片，依然稱讚他有男神級長相。雖然他的嘴稍微有點兒歪，有一點兒地包天，但顯得特別剛強。他身材高大，而且，板直板直的。我最喜歡陳先生的一張照片，是他在臺階上，穿著馬靴和休閒西裝，人顯得很乾淨。

北大堪稱大師的經濟學家有2個，一個是馬寅初校長，一個是陳岱孫教授。同樣是第一代經濟學大師，他們有好多共同點，都是少年時智力水平特別高，都是拿到了公費留學資格，都是在美國讀了博士才回國效力，都在名牌大學任教，而且兼有比較高的行政職位，馬寅初先是北大總教務長，後來是北大校長，陳岱孫在清華的時候就是經濟系主任和法學院院長，1952年校院大合併，第2年他來到了北大，做經濟系主任，一直做到1984年。他倆的差異也很大。馬寅初校長特別張揚，陳岱孫先生非常內斂。馬校長什麼話都敢說，陳岱孫不苟言笑，沉默寡言，話特別少，但一字千金。馬寅初校長社會活動特別多，作為一個經濟學家，他一兩年之內有好幾百場講演，講演物件是工商界人士，陳岱孫先生一輩子老老實實做教師，只給全職學生講課，從不對企業家演講。馬寅初動筆能力也極強，碰到什麼事兒，馬上從經濟學角度寫文章，見諸報端，所以《馬寅初全集》有十卷之多，陳岱孫是清華學派，清華學派的特點是，課講得特別好，但著述特別少，所以陳岱孫終生只有一部專著。馬寅初世俗名聲很大，因為《新人口論》引起很大關注，陳岱孫一輩子相對平穩，沒有跌宕起伏的人生，所以普通人多不知道他。兩位還有一個很大差異，馬寅初校長一夫多妻，有2個太太，7個子女，陳岱孫先生一輩子未婚，一直獨身生活。

陳岱孫先生各方面條件這麼好，為什麼不結婚，北大新聞與傳播學院退休教授許淵衝先生在《這一代人的愛情》中說，西南聯大有4位獨身教授，第一個是外文系的吳宓，第二個是物理系的葉企孫，第三個就是經濟系的陳岱孫，第四個是生物系的李繼侗。這4位單身漢，各有各的獨身原因，許淵衝認為，陳岱孫單身，是因為他跟周培源先生共同看上了王蒂澂，王蒂澂嫁給了周培源，於是陳岱孫就保持了一生的未婚狀態。其實並非如此。當年在“文革”中，對立派貼大字報批周培源副校長，揭發他和太太還有陳岱孫搞三角戀愛，說陳岱孫喜歡周培源的太太，求之不得，乾脆不結婚。這是一個謠言，陳先生的外甥女唐斯復，看到大字報後回家問陳岱孫，周培源的女兒也同樣回家問父母，這些揭發材料是不是真的，陳岱孫和周培源勸都矢口否認，說那純粹是瞎說，根本沒有這回事兒。

陳岱孫和周培源私交很好，兩人在燕南園住過的房子緊挨著，陳岱孫先生住燕南園55號，周培源先生住燕南園56號，但兩人並不是同時住在這裡，周培源先生1981年辭去北大校長，便從56號搬走了，陳岱孫先生原來住鏡春園，1989年才搬過來，所以當年周培源住在這兒時，陳岱孫還沒過來。

所以說，當年貼大字報造的一個謠，後來竟變成燕園佳話，而且廣泛流傳。唐師曾說，他跟陳岱孫先生很熟，一直想問老先生這事兒是不是真的但始終沒敢問。後來《東方之子》採訪陳岱孫先生，曾問起這事兒，陳岱孫說就兩點，第一我沒時間，第二這種事情怎麼也得兩情相悅，我沒碰到合適的人。

唐斯復回憶說，陳岱孫是家中獨子，那個年代的獨子，如果不能傳承後代，特別不能生下兒子，會有很大壓力，所以陳岱孫那麼大沒結婚，家裡都很著急，曾經安排他去相親過幾次，唐斯復還跟著舅舅一起去過中山公園來今雨軒，見過一個女人，戴著金絲眼鏡，頭髮是波浪的，女方挺中意陳先生，但陳先生好像沒看中這女人，最後不了了之了，最後歲數再大一點，就算了，一輩子沒結婚。

陳先生不結婚，跟他自理能力特別強也有關係，他無論年輕的時候還是年老後，自己總能把家裡收拾得特別好，用不著有一個家庭主婦為他打點。

陳岱孫很隨和，和誰都能相處。當年，清華從北京撤往西南聯大，一路上非常艱苦，經常兩個教授住一起。陳岱孫有一段時間住在演話劇歌劇的包廂裡，後來住進一家旅館，跟朱自清同住一個屋。歷史不會記載教授之間的小糾紛，但你如果見到過當事人，他就會向你傳播很多小小的糾紛。當年好多西南聯大教授因為住在一起，都鬧得關係特別不愉快。但陳岱孫和朱自清處得很好，陳岱孫還寫了一付對聯，上聯是“小住為佳，得小住且小住”，有點像“且行且珍惜”，下聯是“如何是好，願如何便如何”。

因為心態平和，陳岱孫一生比較平穩，即使在“文革”中，他也沒受到劇烈衝擊，這在今天看來，簡直是一個奇蹟。他的祖父和伯祖父，一個叫陳寶璐，一個叫陳寶琛，這兩個人都是進士，陳寶琛不僅是進士，而且是帝師，是溥儀的老師，這是他的父輩。他母系這邊，是清朝外交官出身，所以陳先生特別小的時候英語就特別好。按說，他的家族，屬於大官僚階級，這樣的家庭背景，在“文革”中最容易受到衝擊。同時，他又是經濟學權威，在美國學的西方經濟，應該算“反動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結果他反倒沒事兒，工宣隊和軍宣隊都尊稱他為“陳先生”，真挺離奇的。這可能跟他性格比較內斂有關係，平時沒得罪什麼人，也沒有特別出格的講話和文章。

“文革”對陳先生來說特別難應付的是學農學工勞動，當年他差點被下放到江西鄱陽湖旁邊的鯉魚洲。那裡是專為北大清華建的五七幹校，在那兒勞動非常慘，條件非常非常艱苦，很多知識分子死在了鯉魚洲。當年確定陳岱孫去鯉魚洲的時候，他已經70歲了，所以做好了回不來的準備。但在臨行之前，他突然接到通知，說不用去了，他被安排在北京豐臺的龐各莊收麥子。不過，讓一位70歲的老人當農民，割麥子，也挺成問題的，特別是他個子很高，彎腰割一會兒麥子，腰就不行了。但他挺過來了，學農結束後，他馬上又去工廠學工，直到70年代初，他才回到北大。他的“文革”，就是這樣度過的，跟其他一些教授比起來，算是很幸運的。

在燕南園這些大師當中，陳岱孫先生屬於講課特別好的，他講課有這麼幾個特點：

第一是時間概念精確。他每次講課，總是提前2分鐘站在黑板前，2分鐘之後開始講課，到他講最後一個字兒的時候正好下課，每次如此，如果他講完了沒打鈴或是打鈴了他還沒講完，那一定是鈴打錯了。他的時間概念特別準，在平時的生活作息上也是如此。他每天6點半起床，7點半早餐，8點的時候，整個屋裡包括傭人的聲音都會變小，因為他要開始讀書了，中午有一個休息，晚飯6點半，7點開始看報紙，10點各自回房間睡覺，每天都這樣。他去世是1997年，去世那天早晨他已經昏迷，但6點半的時候還是醒了，他要求看鐘，看到是6點半，他點點頭，過了不久，他又昏迷了，最後去世，享年97歲。

第二是，聽課者記下筆記，就等於得到了一部專著。只要手頭勤快一點，把一次課的筆記記齊，那就是一部專著中的一個章節。不過，陳岱孫卻一直沒出書，清華就是這樣一個傳統，所以陳寅恪、金嶽霖、錢端升他們的著作都特別少，大量的精力放在講義和課堂上了，跟我們北大不一樣，我們北大像馬寅初校長，著作是一本接著一本寫，文章是一篇接著一篇地發。

第三是他的課帶有美國實用主義的特點。他講《財政學》，年終論文是《假如我是財政部長》，非常講究實際。

第四是陳岱孫決不用英語講課。他最痛恨用英文講課或中英文夾雜著講課，他認為這是殖民地心態，沒有擺脫對西方的崇拜。陳岱孫從小英語好，又是從美國留學回來的，用英語講課完全沒問題，但他完全用中文講課。當時，在清華用中文講課的，只有陳達教授和陳岱孫教授，這在清華非常少見。清華用英文講課是一種風氣，因為清華是庚子賠款多賠的餘額退回來之後建的留美預備學校，許多老師是美國老師，中國老師也是英語特別好，學生又要去美國留學，所以用英文講課也是為了讓他們在留學之前有些英語訓練。但陳先生認為這樣不好，因為你是中國人，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

當年，清華高等科淘汰了在校學生，在上海招插班生，陳岱孫便考上了清華插班生。考試之後，他到黃浦江去遊玩，曾經路過黃浦公園。黃浦公園最著名的是，我們一直傳說的“華人與狗不許進”那塊牌子，據說陳岱孫也看到那塊牌子，他熱血沸騰，覺得這是一種羞辱，覺得中華民族不受重視，形成了一輩子的陰影。兄弟我對這種說法非常好奇，因為經考證，根本就不存在“華人與狗不準進”這回事。黃浦公園的條例有4個版本，第1個是1894年，1920xx年修改了一版，1920xx年又修改一次，1920xx年是第4版，陳岱孫是1920xx年考取清華插班生，看到的應該是1920xx年這一版。這個條例從第一版時就有個規定，“華人不能入內”，但是從第3版開始，口氣變得客氣了一點，變成“本公園只對外國人開放”，不是說你不能進，而是說我只對誰開放的，在第4版當中，第1條仍然說“本公園只對外國人開放”，第4條說，“狗和自行車不能入內”，但從來沒有過“華人與狗不能進”這一條，也就是說，“華人”和“狗”就從來沒並列在一起過。可我不知道為什麼許多老先生在回憶中，都說見過這句話，由此產生了民族激情，真是很奇怪。陳先生也說他年輕時的民族義氣，是因為看到過這個牌子，深感中華民族的屈辱。我覺得如果陳先生這麼說，“在中國的領土上，我不管你是不是租界，有一個公園只對外國人開放，不讓我中國人進，這讓我很生氣”，我可以理解，但說他看見過華人和狗並列在一起不許進，於是很生氣，我無法相信。

陳先生講課的第四個特點是上課從不喝水。每次上課之前，他會喝足了茶，然後就再不喝水，直到把一天的課講完，他說我是屬駱駝的。

兄弟我有2點非常像他。第一是我也不大愛寫專著和文章，我在北大教書20xx年了，一直沒心思把講義整理成書，陳先生有好多講義，別人一直催著他出書，他老覺得講義不夠好，每次講課還要修改，我也是，每次我都覺得這學期還講這課，但上學期的講義不行了，得改，所以遲遲不願出書。第二是我也講課不喝水，而且我提前不用喝足茶，也是屬駱駝的，只是最近歲數大了一點，得帶著水了，以前跟他一樣。

雖然陳岱孫先生在“文革”中沒受到劇烈衝擊，但受大環境影響，他的學術思想也受到了極大影響。他在美國讀的是西方經濟學，到清華講的也是西方經濟學，可到了1953年，他要用馬列主義思想寫《經濟學說》講義，60年代編《經濟學說》教材時，他參與了編寫，也是用馬列主義思想作為指導，70年代寫《經濟學說》專題提綱，也是貫穿著馬列主義思想，到了1981年“四人幫”已經倒了許多年，他本可以適當恢復一些原來屬於自己的獨立思想，但他可能是時間浸染長了，覺得西方經濟學說確實不行，馬列主義經濟學說是有道理的，所以他在1981年寫了一篇文章，特別說到，我們國家的社會體制，跟西方社會體制差得很遠，所以西方體制下的經濟學說並不適用於我們，我們要警惕它，它可能會給我們添很多麻煩。1995年，陳先生95歲，在丁冰老師寫的一本書的序言中，他措詞更激烈，說我們現在面臨著兩種危險，第一種危險是西方經濟學說對中國青年和青年知識分子的毒害，第二是它可能對我們中國的社會體制以及我們的改革開放形成誤導。也就是說，他的後半生，全盤否定了自己年輕時代在美國學習過的西方經濟學說。

陳岱孫95歲的時候，北大給他開了95歲壽辰的慶典，他的所有門徒都來給他獻花。他的生日是閏八月二十七號，和孔丘同天生日，20xx年才能出現一次。所以95歲生日的時候，陳岱孫說，我6歲。其實他95歲，20xx年過一次生日，應該是5歲，但算上1個虛歲，等於是6歲生日。

學生們問我，陳先生對北大有沒有感情，可以這麼說，凡是1952年校院大合併來到北大的清華教授，實際上他們的感情寄託全在清華，他們壯年的時候在那裡，學術上最自由的時候在那裡，甚至那時錢都掙得多。他來北大以後，是新中國，工資變低了。陳先生建政前是清華法學院院長，30年代工資是400塊大洋，相當於現在的5萬月薪，但是他來到北大，1995年的時候工資只有860塊人民幣，這差距多大呀!當年，陳岱孫先生可以救濟很多人，在“文革”中，有一個人是陳先生30年代的學生，他先是劃為右派，“文革”中又被批判，得了精神病，家裡上有老下有小，根本沒法兒活，他來找陳先生，陳先生不記得他了，但覺得他可憐，所以每個月給他拿出5塊錢寄給他，當年5塊錢可以養活一家人，而且不是隻給他一兩個月，是一下子就給了8年。但到90年代，陳先生的生活不行了，得靠他的學生來救濟，這反差多大呀!所以他們這些人的心思，特別是到了晚年彌留之際，滿腦子都是清華。楊振寧的爸爸楊武之，是清華數學系系主任，大數學家，他死的時候說，我彷彿回到了清華。陳岱孫先生彌留之際常說兩件事，一件事是說威斯康星大學當年獎給他的那把小金鑰匙，“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了，現在究竟在誰手裡，第二件事便是清華，他人生中最後一句話是，“這裡是清華”。

陳岱孫對清華的貢獻特別大，他從美國一回來，27歲就做了清華經濟系教授，28歲做了清華經濟系主任，29歲做清華法學院院長兼經濟系主任，日本人打進北京之前，梅貽琦校長委託他先去長沙臨時大學，接清華過去，他開完校務會，連家都沒回，穿著一件夏天的長袍就去了長沙，特別可悲的是，他前腳走，海淀農民接著就搶了他家，後來我們傳說是日本人把他家搶了，他當年原有幾部手稿，還有一些歐洲的財政稅收資料，都被毀了，西南聯大結束後，他又受梅貽琦校長委託，回來收復學校，貢獻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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