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用】好記者講好故事演講稿四篇

演講稿在寫作上具有一定的格式要求。在快速變化和不斷變革的新時代，越來越多地方需要用到演講稿，相信很多朋友都對寫演講稿感到非常苦惱吧，以下是小編整理的好記者講好故事演講稿4篇，歡迎閲讀與收藏。

好記者講好故事演講稿 篇1

作為網站記者，整天為增加流量到處搜尋名人、富人、達人來吸引網民，是否因習慣了眼球效益而變得庸俗了呢?在網絡這個魚龍混雜的輿論場中，有沒有一種清新的聲音，讓人脱離浮躁，追求崇高呢?網絡的正能量在哪裏?這些問題，困擾着剛剛採訪完郭明義的東北新聞網新聞部副總監李理。

在採訪郭明義之前，李理心裏在嘀咕，“傳統媒體已報道了那麼多，在網上寫郭明義能有人看嗎?會帶來流量嗎?”李理對網絡記者這一職業認知的轉變，源於郭明義精神的感動，也是記者自我反思、追求進步的一個縮影。

從鞍鋼回來後，“我真正懂得了支撐着他走過30多年的信念，那是來自他對共產黨員這個身份的堅守。”李理堅定了自己的方向，他説他一個網站“小”記者，就是要把“大”人物郭明義的感人故事在網上傳遞，就是要將正能量在網絡播撒。

“那我該怎麼辦?怎樣才能把老郭的精神，告訴給更多的人呢?”李理想到了微博，對，“微博需要老郭，老郭也需要微博”。20xx年3月25日，郭明義實名微博開通了。李理手把手地教他拍照片、發圖片，一起商量怎麼寫好微博，“我要讓老郭成為網上真正的紅色‘大V’。”

在郭明義的微博上，曬得最多的是社會上時時發生的好人好事，甚至還讓這個微博成為拯救生命的綠色通道。李理説，“我這些年的改變都與郭明義有關，而讓郭明義精神在所有的網絡傳播平台上彰顯，就是我回報給老郭的成果”。

李理説他的陣地就是在網絡上，“讓信念和情懷、善良和感動、奉獻與執着閃動在微信上、烙印在微電影中、定格在網上展館裏。這是我乃至每一個網絡新聞人不變的使命。”

李理和郭明義攜手，網絡和正能量攜手，網絡記者始終堅守責任，宣揚真善美、鞭笞假惡醜，網絡必將處處是明媚的晴朗天。

好記者講好故事演講稿 篇2

我於1998年12月,從浙江温州入伍,來到駐哈爾濱某部“老虎團”當兵，20xx年入黨。在部隊期間，任政治處宣傳股報道員，5次被評為“優秀士兵”，3次榮立三等功。

20xx年，哈爾濱日報報業集團給我了這名退伍戰士一個展現自己的平台，在每天的奔跑中實踐人生的價值。脱去戎裝，端起相機，幹上了自己夢寐以求的職業，倍感神聖和自豪。在過去的10年裏，不管是寒風暴雪還是驕陽烈日，只要有新聞，我都會勇往直前。在任何現場，我是一名記者，更是一名戰士。

去年4月的'一天，松北區一煉油廠發生爆炸，我急忙驅車趕往事故現場。當車開到距離爆炸現場一、二公里附近時，道路已經封鎖，任何車輛和行人不能通過，我把車停好後，背上相機繞開警戒線，從旁邊往現場跑，跑着跑着，聽到有人在喊我。我一回頭，看到一個警察在喊，我當作沒有聽到，繼續往現場跑。但是很不幸，我背的設備太重了，不佔優勢啊!我被警察一把抓住，問我：“你幹啥的?”我説：“哈報的記者着急採訪。”“不行，你不要命啦。”接着，他連拖帶拽把我拉到警戒線外。這時，我眼前就是多個油管爆炸後產生的數百米濃煙，而我進不去。真是生不如死啊!我回到車裏，穿上消防服，和增援的消防官兵混在一起衝進火場。

消防官兵在距離熊熊燃燒的油罐不足5米的地方奮力撲救，毫無退縮，他們在用生命捍衞自己職業的尊嚴和責任。作為攝影記者的我，一個現場的記錄者，我的職責就是用最清晰的畫面，最近的距離去紀錄他們。我和他們是一樣的，我也在戰鬥。

在哈爾濱的新聞圈子裏，有人給我起個外號——猴子。不是因為我長得像猴子，而是因為在拍攝大場面時，在沒有高點的情況下，我爬過斜拉橋、信號塔、塔吊、煙囱等比較高的建築物。20xx年7月，黑龍江省鐵力橋發生坍塌事故，造成重大人員傷亡，我第一時間驅車趕到現場。在現場拍完所有的鏡頭後，我總感覺有缺憾，沒有一個從高點俯拍的救援現場的大場景畫面。這時我又找到距離事故現場300米左右的一個鐵塔。當我跑到鐵搭下面時，我猶豫了，塔下面有個紅色的警示標誌：“有電!請勿攀爬”。我當時的思想鬥爭十分激烈：爬還是不爬呢? 10多分鐘後，我還是爬上去了。約一個小時後，我爬到了頂端，這時天空開始烏雲密佈，下起了小雨。我拍完滿意的照片後從塔頂爬下來，當距離地面還有10米左右時，附近的一個農夫跟我説：“孩子你爬這麼高多危險啊，打雷容易劈着。”我説：“謝謝，我拍個照片。”

在救援現場，作為一個記者，你會選擇採訪拍照片還是去救人?我會選擇去救人!

20xx年冬天，我接到新聞線索，哈爾濱松花江冰面上有人涉險過江被困江面，當我趕到現場，看到江面已經圍了上百人，在江北位置有一個模糊的小黑點，就是被困的老人。我拍完照片後，又等了一個多小時，救援太慢了。當時我想，被困老人是從冰面上從江北往江南方向行走被困江面的，我如果沿着他行走的路線去救援他是否更快呢!我立刻叫上一名同伴從濱州鐵路橋跑到江北，因為我不會游泳，我還帶上從漁民家借的兩個游泳圈和一條繩子。出發前，我把一支鋼筆交給我的同伴，這支鋼筆是我去當兵時，父親在温州火車站送給我的，我每天都會把它帶在身邊。我跟同伴説：“我要是沒有回來，請把這支筆交給我的父親。”接着我走上冰面，匍匐前進了40多分鐘，終於來到了距離被困老人10多米的地方。此時，我身體下面的冰面非常薄，不時發出“吱嘎”、“吱嘎”的聲音。我身上已經濕透了，感覺特別冷。我非常害怕，需要一種力量支撐我前行。我想到了在部隊常唱的一首軍歌——《過硬的連隊、過硬的兵》：“過硬的連隊，過硬的兵......”我一邊唱着這首歌給自己加油打氣，一邊將冰面踹碎後遊向被困老人。我把繩子繫到老人身體上，我陪他在冰水裏堅持20多分鐘後，對面的救援警察也趕到了，我們一起將老人救上岸。

在這個現場，我沒有拍攝到驚心動魄的救援場面，這將是永遠的遺憾。但我不後悔，因為在那個瞬間，我選擇了尊重生命，生命是無價的。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個夢想，而我的夢想是從進入“哈報集團”從事記者職業開始的。我第一年獲得“敬業獎”、第二年獲得“敬業獎”、第三年獲得“敬業獎”，當我連續第四次獲得“敬業獎”時，我的“夢想”開始了。我希望能拿到10個“敬業獎”，這些年，我一直為這個“夢想”奔跑着。

一直以來我把家裏最好、最重要的位置留給了我的夢想，我會每年往家裏添置一個“獎盃”。每多一個獎盃，距離我的夢想就更近一步。去年年底，哈報集團將第10個“敬業獎”頒給我，同時我還獲得“中國傑出攝影記者獎”，我終於實現了自己10多年的一個夢想。

請相信我，激情燃燒的歲月才剛剛開始，艱辛求索的道路還很漫長，我會堅定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一如既往，當個新聞戰線的好兵。

好記者講好故事演講稿 篇3

1944年6月，中國共產黨邀請21位中外記者赴延安採訪，xxx親自擔任新聞發言人，接受連珠炮式的提問。美國記者愛波斯坦讚歎説，中國的新聞之門正在打開!在這之後的70年間，從這扇門走出來的一代代新聞人在激情、擔當和夢想的照耀下，腳步穩健，愈行愈遠。記者，在筆下堅守道義，在前行中彰顯正義的力量!我從事新聞工作二十多年，始終認為：選擇了記者，就是選擇了一種使命。因為記者，是社會的良心!

十四年前，我負責南昌電台温馨港灣節目的採編播工作。有一天接到一位聽眾的求助電話。她聲淚俱下告訴我，她兩個兒子患上血友病，大兒子剛剛病逝，還來不及悲痛，小兒子又因為出血不止造成左腿感染，需要截肢。現在醫藥費又告急，她完全陷入了絕望。放下電話，我帶上採訪機直奔九四醫院血液科。來到病牀前，看到的是一張青春卻蒼白的臉。二十歲的小夥兒虛弱的眼神裏只剩下對生命的渴望，蓬勃的生命就要在最好的年華凋謝，讓人心疼!來到醫生值班室，我瞭解到小夥危急的治療狀況：左腿感染壞死，必須儘快截肢。雖然血友病人手術風險極大，但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誰也不願放棄!

隨後我和孩子母親來到他們的家，位於永外正街一處狹小擁擠的房子。桌上的鹹菜剩飯無聲地訴説着這個家庭的窘迫。臨走時，我將隨身帶的四百多元錢全部塞進了孩子母親的手裏。在當晚的節目裏，我播放了採訪錄音，講述了這個家庭的遭遇。節目播出後引起極大反響，當晚就有的哥的姐開車把錢送到電台。當我們籌集到八千多元善款送到醫院時，母親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當時就要跪下。兒子及時手術了，整整五個小時，我一直陪着母親守候。孩子活着被推出來，母親又是哭又是笑。然而，三天後，孩子最終沒能闖過術後危險期，走了。得而復失的母親撕心裂肺地哭喊着：我沒有兒子啦，什麼都沒了!望着悲痛欲絕的母親，我感到自己是那麼無助、無能和無奈。我默默地陪着她流淚，不忍也不能打擾一個母親失去兒子的悲痛。

故事並沒有結束。之後的日子，我有空就去看望這位母親，帶她一起參加社會公益活動，在正能量的影響下，孩子母親逐漸走出了陰霾，20xx年開始她主動參加志願活動，成為一名造血幹細胞志願者，20xx年她成為一名遺體器官捐獻者，20xx年又成為一名無償獻血者。她總是説，我已了無牽掛，也沒有別的辦法感恩，只有用血肉之軀去回報社會!

這是一個悲喜交加的故事，在我們的報道中，生命重新有了一種姿態。儘管每個新聞工作者的力量是微薄的，但力量可以匯聚，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無限延伸!

在我們這行，貧困出新聞，大難易成名。但切膚的傷痛豈能成為煽情的工具，悲慘的災區怎能成為個人的秀場!我不願在災難中做個新聞狂歡者。曾經，我跑過監獄，看望死緩的罪犯，告知對他家人的幫助，讓他安心改造。曾經，我跑過醫院，撫慰產後抑鬱的母親，讓她快樂起來。曾經，我跑過婦聯，給遭受家暴的農婦尋求司法途徑，為她捍衞尊嚴!

記者，用忠誠記錄時代，服務人民。我們有信念，繼承和發揚黨的新聞工作優良傳統;我們有力量，充分發揮新聞工作的正確輿論導向作用;我們有責任，保持媒體公信力，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因為記者，是社會的良心!

好記者講好故事演講稿 篇4

當你看見我的時候，我和我的新聞在紙上；當你看不見我的時候，我和我的新聞在路上。我們是一羣永遠在路上的新聞人。

我的一位男同事負責政務新聞採訪，每次見到他，都是一副急匆匆的樣子。他經常是頭天晚上加班到第二天凌晨兩三點，第二天早上八點又準時出現在活動現場。經常外出採訪、熬夜加班寫稿子，他沒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陪伴家人。多年來，他都負責市領導春節期間的活動採訪，這意味着他不能和家人一起過春節。每年大年七年級，他都會給父母打個電話。有一年春節，他去外地採訪，大年七年級他照例給父母打電話，這已經是第六個年頭沒有回家過春節了。父親在電話裏問他：“孩子，今年過年能回來幾天嗎？你娘這幾天老唸叨你，天天到村口等啊、盼啊，我就説她，孩子工作那麼忙，哪能説回來就回來。你要是有采訪任務，就安心工作，俺們都好，千萬別惦記家裏。”放下電話，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淚水奪眶而出。他就是我們記者部主任劉華山。我還有這樣一位女同事，她是一名攝影記者，有一次，她的皮膚出現季節性過敏，臉上起了大片大片的紅斑。醫生告訴她，這種過敏非常嚴重，要注意防曬，儘量減少户外活動，否則過敏加重會很難治療。而正在這個時候，她接到項目集中觀摩的攝影報道任務，時間緊任務重，她二話不説拿起相機就走。第二天，當一張張拍攝精美、極具視覺衝擊力的照片呈現在廣大讀者面前時，很多人卻不知道，她因為嚴重過敏引發高燒已經住進了醫院。她就是我們美影部副主任弓華靜。我的一位男同事從大學畢業至今值夜班已經有15個年頭了。前不久，他的心臟出現了一點問題。於是，就有了他和醫生之間這樣一段對話。“抽煙嗎？”“不抽”，“喝酒嗎？”“很少”“幹什麼工作？”“報社夜班編輯”“一般值夜班到幾點呀？”“凌晨一兩點吧。”“值夜班多長時間了？”“大概有十五六年了吧。”於是，醫生開玩笑地説：“哦，你説的這種情況，能像現在這樣坐在我面前很不容易了。”他就是我們要聞編輯部主任XXX。在我的身邊，這樣的人和事還有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