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摘的经典名言

66)“这兽性的不见于中国人的脸上，是本来没有的呢？还是现在已经消除，如果是后来消除的，那么，是渐渐净尽只剩了人性的呢？还是不过渐渐成了驯顺。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是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人不过是人，不再夹杂别的东西，当然再好没有了。倘不得已，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人十家畜性=某一种人”《略论中国人的脸》一九二七年

(67)“中国开一个运动会，每每为决赛而至于打架；日子早过去了，两面还仇恨。在社会上，也大抵无端的互相仇视，甚么南北，甚么省道府县，弄得无可开支，个个满脸苦相。我因此对于中国人爱和平这句话，很有些怀疑，很觉得恐怖。”《“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一九一九年

(68)“胡涂主义，唯无是非等等本来是中国的高尚道德。你说他是解脱，达观罢，也未必。他其实在固执 ，坚持甚么，例如在道德上的正统，文学上的正宗之类。”《难得胡涂》一九三三年

(69)“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人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娜拉走后怎样》一九二六年

(70)“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惩罚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答有恒先生》一九二七年

(71)“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捽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高兴的人尽有，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经验》一九三三年

(72)“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一九一九年

(73)“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航海，中国却用它来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电的利弊》一九三三年

(74)“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h s即恐惧颤抖），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常有几个人张嘴看剥羊，仿佛颇为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也就忘了。”《娜拉走后怎样》一九二六年

(75)“中国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的宣战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而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随感录三十八》一九一八年

(76)“中国人不疑自己的多疑。”《我要骗人》一九三六年

(77)“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这个与那个》一九二六年

78)“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妙不可言。”《随感录三十九》一九一九年

(79)“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补白》一九二五年

(80)“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

“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甚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忽然想到．七》一九二五年

(81)“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撗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则全败，则又“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处之泰然，但又无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纠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通讯》一九二五年

(82)“中国人不但“不以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岂真能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以此，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所以虽以是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如果偶有几个不肯退转，因而受害的，公论家便异口同声，称之为傻子。对于“锲而不舍”的人们也一样。”《这个与那个》一九二六年

(83)“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州，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这个与那个》一九二六年

(84)“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甚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这个与那个》一九二六年

(85)“中国人原是喜欢‘抢先’的人民，上落电车，买火车票，寄挂号信，都愿意是一到便是第一个。”《为翻译辩护》一九三三年

(86)“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们斗争。”《观斗》一九三三年

(87)“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要改变他们的精神。”《呐喊自序》一九一三年

(88)“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未有天才之前》一九二六年

(89)“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小杂感》一九二七年

(90)“我懂得衰亡民族的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啊！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记念刘和珍君》一九二六年

(91)“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空谈》一九二六年

(92)“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致赖少麟》一九三五年

(93)“我看中国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真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

(94)“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们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随感录廿五》一九一八年

(95)“中国人有一种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孙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长久，永远不死；及至知道没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不腐烂。”《老调子已经唱完》一九二七年

(96)“愈是无聊赖，没出色的脚色，愈想长寿，想不朽，愈喜欢多照自己的照片，愈要占据别人的心，愈善于摆臭架子。”《古书与白话》一九二六年

(97)“无论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难的，而况保古。”《忽然想到》一九二五年

(98)“不能革新的人种，也不能保古的。”《忽然想到（六）》一九二五年》

(99)“约翰穆勒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而他竟不知共和国使人们变成沉默。”《小杂感》一九二七年

(100)“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忽然想到（五）》一九二五年

“中国人没记性，因为没记性，所以昨天听过的话，今天忘记了，明天再听到，还是觉得很新鲜。做事也是如此，昨天做坏了的事，今天忘记了，明天做起来，也还不是“仍旧贯的老调子。”《老调子已经唱完》一九二七年

(2)“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无声的中国》一九二七年

(3)“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似人非人的生活。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记念刘和珍君》一九二六年

(4)“二十多年前，都说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实是并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后，称蒙古为“大元”，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厉害。”《上海文艺之一瞥》一九三一年

(5)“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随感录二十五》一九一八年

(6)“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两地书》一九二五年

(7)“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娜拉走后怎样》一九二三年

(8)“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可恶罪》一九二七年

(9)“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甚么‘汉代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 想做奴隶不得的时代；

二、 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灯下漫谈》一九二五年

(10)“刘邦除秦苛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而后来仍有族诛，仍禁挟书，还是秦法。法三章者话一句耳。”《小杂感》一九二七年

(11)“甚么叫‘国粹’？照字面来看，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换一句话来说，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随感录十五》一九一八年

(12)“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马上支日记》一九二六年

(13)“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例，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看镜有感》一九二五年

(14)“新潮之进中国，往往只有几个名词，主张者以为可以咒死敌人，敌对者也以为将被咒死，喧嚷一年半载，终于火灭烟消。如甚么罗曼主义，自然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仿佛都已过去了，其实又何尝出现。”《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小引　一九二九年

(15)“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即一天一天的堕落，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论睁了眼看》一九二五年

(16)“中国人的虽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乡，可惜终于没有实现。但我却替他们发现了，你们大概知道的罢，就是北京的第一监狱。这监狱在宣武门外的空地里，不怕邻家的火灾；每日两餐，不虑冻馁；起居有定，不会伤生；构造坚固，不会倒塌；禁卒管着，不会再犯；强盗是决不会来抢的。住在里面，何等安全，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缺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北京通讯》一九二五年

(17)“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份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若干份子又被太多的坏经验教养得聪明了，于是变性，知道在硬化的社会里，不妨妄行。”《十四年的读经》一九二五年

(18)“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填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忽然想到》一九二五年

(19)“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能打这墙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碰壁之后》一九二五年

(20)“中国人的官瘾实在太深，汉重孝廉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有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学界的三魂》一九二六年

(21)“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徭是我们的前辈。”《再谈香港》一九二七年

(22)“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论秦理斋夫人事》一九三四年

(23)“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其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彷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他们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海上的儿童》一九三三年

(24)“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说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随感录四十一》一九一八年

(46)“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甚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在俄国的不同的处所，只在他们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却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马上支日记》一九二六年

(47)“中国向来的历史上，凡一朝要完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先前本国的较好的人、物，都打扫干净，给新主子可以不费力量的进来。”《致萧军．萧红》一九三五年

(48)“那些维持现状的先生们，貌似和平，实乃进步的大害。最可笑的是他们对于已经错定的，无可如可，毫无改革之意，只在防患未然，不许‘新错’，而又保护‘旧错’，这岂不可笑。老先生们保存现状，连在黑屋子里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来连屋顶也掀掉它，他这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开一个窗，但总在伺机想将它塞起来。”《致曹聚仁》

(49)“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是一小块”《记念刘和珍君》一九二六年

(50)“凡中国所有的，外国也都有。外国人说中国多臭虫，但西洋也有臭虫假使世界上只有一家有臭虫，而遭别人指摘的时候，实在也不太舒服的最好还是希望别家也有臭虫，而竟发现了就更好。”《外国也有》一九三三年

(51)“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隔膜》一九三四年

(52)“医术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学和解剖学知识的。中国怪得很，固有的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象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病后杂谈》一九三四年

(53)“酷的教育，使人们见酷而不再觉其酷，例如无端杀死几个民众，先前是大家就会嚷来的，现在只是如见了日常茶饭事。人民真被治得好象厚皮的，没有感觉的癞象一样了，但正因为成了癞皮，所以又会踏残酷前进，这也是虎吏和暴吏所不及料，而即使料及，也还是毫无办法的。”《偶成》一九三三年

(54)“我们是最能研究人体，顺其自然的人民。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洋服的没落》一九三四

(55)“世界的进步，当然大抵是从流血得来。但这和血的数量，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世上也尽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渐就灭亡的先例。”《死地》一九二六年

(56)“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现在的屠杀者》一九一九年

(57)“觉得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也高于华人；但自己又系出黄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于势力高于群华人的洋人”《‘题未定’草（一至三）》一九三五年

(58)“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我之节烈观》一九二六年

(59)“但中国一般的趋势，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一九三四年

(60)“读书人的家教。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忽然想到（五）》一九二五年

(61)“经验所得的结果无论好坏，都要很大的牺牲，虽是小事情，也免不掉要付惊人的代价。”《经验》一九三三年

(62)“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譬如吃东西吧，某种是毒物不能吃，我们好象全惯了，很平常了。不过，还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才知的。所以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螃蟹有人吃，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不吃了，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谢的。”《今天的两种感想》一九三二年

(63)“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甚么都是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甚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九二七年

(64)“你的反抗，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罢？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两地书．二四》一九三二年

(65)“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痛，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病后杂谈之余》一九三四年

(25)“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忽然想到》一九二五年

(26)“说话到真人厌恶，比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坟”题记》一九二六年

(27)“战士死了的时候，苍蝇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营营地叫，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死了，不再来挥去它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 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战士和苍蝇》一九二五年

(28)“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记念刘和珍君》一九二六年

(29)“维持现状，是任何时候都有的，赞成者也不会少，然而任何时候都没有效，因为在实际上决定做不到。假使古时候用此法，就没有今天之现状，今用此法，也就没有将来的现状，直至辽远的将来，一切都和太古无异。”《从“别字”说开去》一九三五年

(30)“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我之节烈观》一九一八年

(31)“专制者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谚语》一九三三年

(32)“我以为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是只教你略能说几句外国话，却不至于劝你多读外国书，因为那书是来灭的人们所读的。但是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像元朝和清朝一样。”《报“奇哉所谓”》一九二五年

(33)“中国的文化，便是怎样的爱国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认是有些落后。”《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一九二九年

(34)“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答有恒先生》一九二七年

(35)“凡有读过一点古书的人都有这一种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异端’，必须歼灭的，待到它奋斗之后，自己站住了，这才寻出它原来与‘圣教同源’；外来的事物，都要‘用夷变夏’必须排除的，但待到这‘夷’入主中夏，却考订出来了，原来连这‘夷’也还是黄帝的子孙。”《古书与白话》一九二六年

(36)“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功之后”《中国语文的新生》一九三四年

(37)“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怒愤已经够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反而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受兵匪之苦，就是最便的证据，再露骨的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怒火，除弱草之外又能烧掉甚么呢？”《杂忆》一九二五年

(38)“其实，中国人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比如病人，患有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误认他为肥胖。《立此存照》一九三六年

(39)“别国的硬汉比中国多，也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我曾查欧洲先前杀耶稣教徒的记录，其残虐实不及中国。中国青年久至死不屈者，亦常有之，但皆秘不发表。不能受刑至死，就非卖友不可，于是坚卓者无不灭亡，游移者愈益堕落，长此以往，将使中国无一好人。”《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致曹聚仁信》一九三三年

(40)“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甚么甚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八》一九三二年

(41)“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弱者的方法”《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九二六年

(42)“爱国之士又说，中国人是爱和平的。但我殊不解既爱和平，何以国内连年打仗？或者这话应该修正：中国人对外国人是爱和平的。”《补白》一九二六年

(43)“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孩子们在瞪眼中长大了，又向别的孩子们瞪眼，并且想：他们一生都过在愤怒中。”《杂感》一九二五年

(44)“以中国人一般的脾气而论，失败后的著作，是没有人看的，他们见可役使则尽量地役使，见可笑骂，则尽量地笑骂，虽一向怎样常常往来，也即刻翻脸不识”《两地书．九三》一九三二年

(45)“我们中国人虽然敬信鬼神；却以为鬼神总比人们傻，所以就用了特别的方法来处治他。”《送灶日漫笔》一九二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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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这兽性的不见于中国人的脸上，是本来没有的呢？还是现在已经消除，如果是后来消除的，那么，是渐渐净尽只剩了人性的呢？还是不过渐渐成了驯顺。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是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人不过是人，不再夹杂别的东西，当然再好没有了。倘不得已，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人十家畜性=某一种人”《略论中国人的脸》一九二七年

(67)“中国开一个运动会，每每为决赛而至于打架；日子早过去了，两面还仇恨。在社会上，也大抵无端的互相仇视，甚么南北，甚么省道府县，弄得无可开支，个个满脸苦相。我因此对于中国人爱和平这句话，很有些怀疑，很觉得恐怖。”《“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一九一九年

(68)“胡涂主义，唯无是非等等本来是中国的高尚道德。你说他是解脱，达观罢，也未必。他其实在固执 ，坚持甚么，例如在道德上的正统，文学上的正宗之类。”《难得胡涂》一九三三年

(69)“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人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娜拉走后怎样》一九二六年

(70)“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惩罚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答有恒先生》一九二七年

(71)“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捽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高兴的人尽有，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经验》一九三三年

(72)“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一九一九年

(73)“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航海，中国却用它来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电的利弊》一九三三年

(74)“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h s即恐惧颤抖），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常有几个人张嘴看剥羊，仿佛颇为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也就忘了。”《娜拉走后怎样》一九二六年

(75)“中国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的宣战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而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随感录三十八》一九一八年

(76)“中国人不疑自己的多疑。”《我要骗人》一九三六年

(77)“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这个与那个》一九二六年

78)“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妙不可言。”《随感录三十九》一九一九年

(79)“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补白》一九二五年

(80)“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

“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甚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忽然想到．七》一九二五年